2017年至今,本研究中心一直在开展上海工业遗产保护的调研与写作项目,笔者作为承担此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大约实地调研了400多处相关老厂房。

  在上海工业遗产类型中,有一种典型的居住空间,即工人新村,它*早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具代表性的住宅类型,是上海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曹杨新村是上海*早建成的工人新村,始建于1951年,*早落成的是曹杨一村。

  2004年,曹杨一村被列为第四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成为上海“社会主义工人文化”的象征。

  2018年夏季,笔者曾经对曹杨一村进行过简单的踩点。已经成为“纪念地”的曹杨一村的建筑外立面和社区公共空间都进行了基础的修缮,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曹杨一村建成初期“花园住宅”的风貌。

  然而整体风貌的改善并不能为居民的居住条件带来太大的改变,住宅的内部居住空间并没有得到优化,建筑老化破损情况严重,无法在外部空间进行加改建造成内部居住空间拥挤、公共空间凌乱等多方面问题。

  作为一个典型的工业遗产社区,曹杨新村在保护的层面不仅仅是社区空间“纪念地”化保护,还涉及到社会制度的改革、集体记忆的留存、场所精神的延续,平衡遗产保护过程中工人新村与新村工人的关系等。

  为提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曹杨新村,笔者近期阅读了杨辰先生所著《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一书,下文将结合本书内容,简单谈一下本人的思考。

  曹杨新村位于普陀区,普陀区沿苏州河地区在解放前曾是上海纺织业集中的工业区,汇集了大量工人。

  由于房租高昂,这些工人在吴淞江两岸朱家湾、潘家湾、潭子湾和药水弄等滩地上建造了大量草屋、席棚以供居住,形成了全市著名的“三湾一弄”棚户区,棚户区内环境恶劣,居住条件极差。

  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加强了对于工人住房问题的重视。1951年,上海市成立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负责上海市的工人住房建设事务。同年,工作组经过调研分析,选定中山北路以北、曹杨路以西一带征地建房。

  一期工程为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负责,1951年9月动工,次年5月竣工,共计二层房屋48幢、167个单元,可容纳住户1002户。*好期工程被称为曹杨一村。

  1962年,曹杨一村内原二层住房加高至三层;1966年曹杨一村续建了4幢混合结构的5层住房;1980年又续建4幢6层住房;1989年,曹杨一村原菜场被拆除,新建10层建筑一幢,其中1-2层为菜场,3层以上为住宅。

  曹杨一村作为新村的*好期工程,当时*好批入住的千余户均为沪西地区纺织、五金行业的劳动模范以及先进工作者,因此曹杨一村也曾被称为“劳模村”。

  同时曹杨新村作为中国的*好个工人新村,曾多次接见来自国内外的国家元首、总理、部长、议长、议员等重要外宾。

  曹杨新村建成后,由于其优美的环境以及其*好个工人新村的“名声”,吸引了大量电影人前来拍摄电影,其中包括《他们怎样过日子》(1957年)、《今天我休息》(1959年)、《石榴花》(1982年)等。

  进入21世纪,由于曹杨一村入选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世博会”的举办以及曹杨一村60周年庆等大事件,政府加强重视,2009-2011年共进行了三次整改修缮,小区的外部环境以及建筑内部设施均得到一定改善。

  当时曹杨新村的整体规划是由著名建筑师汪定曾先生主持设计的。汪先生曾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建筑硕士学位,1952 年任上海市市政建设委员会建筑处处长。

  由于受到欧美建筑思想的熏陶,汪先生极具创新性地将美国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邻里单元”理念融入到新村的规划当中。

  “邻里单元”理念主张每个邻里配置本地自有的社区设施,并坐落在步行范围内,成为居民的社区活动中心。

  曹杨一村住宅建筑为东南向布局,沿周边道路及河道呈扇形行列式布局。小区内住房多为砖木结构,高2至3层,外观简洁,红瓦坡屋面。除住宅建筑外,社区中心还设置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外围设有菜市场以及商店。这些都是“邻里单元”理念的体现。

  对此,《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一书进行了重点研究,较多提到“先生产后生活”、“舍小家为大家”、“培育新生活”等政治政策,强调工业化政策、计划经济体制、集体主义生活对工人新村建设的深远影响。

  不过,随着社会主义进程的不断加速以及曹杨新村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本“邻里单位”的概念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同时新村的规模也不再适应这一概念,更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居住区”规划思想将之取代。

  “居住区”概念来自前苏联,提倡在社会主义大城市中按照区来组织人民社会政治生活,配置相应的服务系统。

  区别于1949年以前的里弄社区内住宅的密集分布,曹杨新村呈现出公共空间相对充足但私密空间受到严格限制(人均居住面积小于4平方米)的特色。

  这样的空间布局与当时提倡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能够更好的适应,完备的公共设施与相对同质化的居住群体能够满足上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需求,尤其在1960年代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达到高潮。

  但实际上曹杨新村的社区规划与当时的经济因素也密不可分,标准化集约化的户型设计尽可能降低了建造成本,远离市区靠近工厂的选址以及内部公共设施的完善则极大减轻了交通负担。

  书中的资料数据提到,上海工人新村的标准户型户均面积在16至32平方米这一区间内,人均面积甚至只有4平方米左右,对标到1955年不同面积的办公与住房面积标准,处在较低的等级。需要意识到,这样的改善对于当时的工人群体而言,相比于1949年以前恶劣的棚户区居住条件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改善。

  然而,随着上海城市的不断发展,外来务工人员不断增多,以及20世纪90年代住房商品化的趋势下,伴随曹杨新村内部“本地群体”的流出和“外来群体”的流入,工人新村的居住条件往愈发艰难的方向发展。这一发展态势是很多老旧社区的常态。

  相比于一般的里弄社区,曹杨新村由于早期居住者身份的同质化和其建造于1949年以后的时间节点,权属问题相较于较其他里弄社区而言也许会相对简单。

  但在曹杨一村被列为“纪念地”(列为优秀历史建筑)后,居住空间的改善不被允许了,而曹杨一村本身存在厨卫共用、空间狭小、居住条件差等问题,被列为“纪念地”后对原本就已经陷于困难的本地居民造成了进一步的困境。

  在如今旧城改造、存量开发等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之下,类似曹杨一村的工人新村开始越来越多被列为保护建筑。该如何对其进行研究和保护?

  当下国内对历史社区的研究,依旧在存在注重物质本体而轻视住民的情况,然而生活在其中的人,才是历史社区能够生动和延续必不可少的要素。

  将着眼点更多地向人倾斜,也许才能够更好地理解社区的价值构建和保护所面临的问题。

  对于这一点,《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一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书中列述了大量曹杨新村居民的访谈信息,通过访谈的内容来体现新村居民的身份构建,口述史的形式某种程度来说更像是通过一种纪录片的方式向读者展示现实。

  从访谈的内容中,能够获得*好代新村居民和第二代新村居民各自对新村空间、对国家单位、对社区的不同认知。

  无论是具有高度社会身份认同的*好代新村工人还是丧失社会尊重的第二代新村工人,即使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国家/单位—工人”这个关系一直没有改变,工人新村则是这一关系的重要纽带。

  就曹杨新村而言,它是同质化的居住群体联系国家和个人的纽带,这也造成曹杨新村内的邻里关系和社会网络即使在住房商品化时期依然能够较好地维持,但也从另一种程度上造成了新村工人生活的愈发困难和新村进一步的衰败。

  基于人本视角的研究,在历史社区的保护中非常重要,对于工人新村价值的理解、场所精神的认知和后续社区的保护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则消息是,2019年12月曹杨一村开始进行房屋和小区综合修缮改造,综合修缮改造方案在保证建筑总平面轮廓形制不变的情况下,对部分建筑构建和建筑空间进行调整,包括对楼梯通道的重新布局,将原本的半独用厨卫改为套内成套等。

  这种做法是一种“成套改造”的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曹杨新村内居民的住房面积过小、厨卫空间不足等问题。但这是否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措施依然值得商榷。

  是否能够较好地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如何解决外来流入人口的压力,如何维持工人新村的活力和价值,都需要一个漫长的印证过程。

  上升至工业遗产保护的层面,即使是典型的工业厂房的保护,也不能仅仅成为建筑的保护,在单位制度解体的当下,很多工业遗产已经成为一个人去楼空的空壳。而不让“纪念地”成为一个纯粹的“纪念地”,是现今在工业遗产中需要愈发被重视的议题。